博士学位与论文发表是否“脱钩”引关切“小论文”背后折射高端人才培养大焦虑

 

（博士学位与论文发表是否“脱钩”引关切“小论文”背后折射高端人才培养大焦虑）

　　来源：交汇点新闻客户端

　　最近，清华大学申请硕士学位不必发表论文的新规登上热搜。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南师大博士生导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玉生建言，取消要求博士生申请学位必须发表一定数量学术论文的规定。论文发表要求，长期以来是博士生毕业的“硬杠杠”和“拦路虎”。今年1月22日，河海大学对125名博士研究生予以退学处理，南京大学研究生院近日也发布通知，对该校183名博士、124名硕士生发出答辩预警，其中大部分与没有发表论文或没及时完成博士论文有关。在高校悬起“严进严出”的利剑之后，近年来持续引发关注博士学位与论文发表“脱钩”之争，再次引起了社会热议。

　　“小论文”指标化，催生“本末倒置”现象

　　近年来高校严把出口关，清退超期博士，让不少因未在顶尖期刊发表论文而导致延期的博士生们焦虑不已，也将“小论文”发表要求顶上了争议热潮。早在去年3月，上海大学博士生因论文数量不够未获学位而诉讼母校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尽管法院最终认定属于高校自治范畴，但判决也提到，通过规定发表论文数量和期刊载体的方式评价博士的学术水平，历来颇受争议。是否科学合理，各方意见不尽一致。除了博士论文以外，一般学校对博士毕业都有发表小论文的硬性要求。南京一所理工类高校的管理学博士生五年级的汪方圆告诉记者，博士生被淘汰的原因很多，但小论文肯定是“紧箍咒”，“其实刚进了校，听说学校要发表四篇核心期刊才能拿学位，当时我就吓得想退学。”如今眼看读了五年，小汪除了博士论文没写完，还有两篇核心期刊待发，“一般审稿周期是两三个月，我是被拒了好多次，压力真的很大，有时候改着改着就大哭一场。”

　　用论文倒逼学生研究和写作，对保障博士生培养质量其实有一定作用，但是论文指标化偏离学术本身也是现实。南京一所高校研究生院院长告诉记者，博士毕业必须有2篇C刊文章才能毕业，几乎是所有大学的通行规则。学校希望能争取到更多的博士点，能招收更多的博士，某种程度上也是希望能够增加学校的“学术GDP”，以在各种评比中比如学校排名中占据优势，“但和日益增长的博士人数相比，很显然我国的C刊并不够用，这要求都快把博士生甚至是导师都逼疯了。”汪方圆坦言，有了这样的硬性指标，身边一些基础薄弱，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不了发文要求的博士生们甚至“铤而走险”，“大家就想赶紧把小论文发了，都没时间去学习新的研究方法，就想着小论文弄完了赶紧抓大论文。”“博士论文含金量很高，其写作、指导和评价有很严格的规范和标准，往往代表博士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学术水平。”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操太圣教授表示，博士论文需要博士生对一个选题长期关注，有成体系的深入思考，所谓“小论文”，应该是在“大论文”研究过程中“自然而然”所收获的成果。但当下不少博士生却“为了论文而论文”——为了满足毕业要求而忙于“炮制”小论文，对博士论文本身却反而马马虎虎，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反而会影响博士生培养的质量。

　　破除评价标尺的异化，让“学术至上”回归

　　博士学位是否应与论文发表要求“脱钩”，操太圣认为，这归根结底还是“破五唯”精神在研究生教育培养中的落实，具体操作则取决于不同学校的不同要求，如何实现多元化的质量评价是根本，“教育评价的方向已经确定，如何破旧立新，教育评价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去年底，教育部在印发的《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已明确提出，不得将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学位授予唯一标准。自2019年以来，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纷纷出台新规，发表论文数量不再作为申请博士学位的限制性条件。清华大学在《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中还指出，更多的是看重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是否有价值、有意义，是否够创新。

　　作为国内的一流建设高校，这些探索具有风向标意义，在一片赞声之下，也有专家指出，国内大部分高校与清华大学有差距，在学术氛围和博士培养水平方面不在一个层次。“对于普通高校而言，论文发表的基本要求，至少还能让学生有那么一点点毕业条件的约束和压力，否则想‘混’学位的博士生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多位受访业内人士不无担忧地表示。“在工作实践当中，论文本身是对科学研究工作的一大总结，也是学术创新最重要的交流渠道之一。”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施大宁教授表示，论文是科研成果的表现形式，应该首先根据最初的科研目标去努力，做出成果后再刊发论文，这才是科研的基本规律。破除评价标尺的异化，并不是对学术标准本身的否定，而是强化学术至上。同时还要与时俱进，借助新方法、新技术制定更能反映评价对象的新标准，南航正在探索多方位的评价模式，制定科学合理的学位授予评价标准。不反对论文标尺，而是反对一刀切的统一“标尺”。2018年6月，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博士生余晓文以第一作者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上发表了突破性成果，这距离他本科毕业后“咬”定这一难题已过去了整整9年，余晓文坦言，农学研究周期长，如果追求短时间出论文，自己可能不会在这个领域有重要突破。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则提出，特殊学科专业学生的学业成绩主要不反映在论文上。类似于临床医学、建筑设计、艺术表演等学科专业的学生，它们的学术水平蕴含在各自的专业活动中，而非学术论文上。樊秀娣引用了一位医学老专家的调侃，“他将来会死在他的学生手中”，这不是指老专家和他的学生们有多大的深仇大恨，而是指老专家清楚他手下的这些高材生们只会写论文却连常规的医疗手术都做不好。所以对这类学科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学业考核，把学术论文作为主要内容是不切实际的。

　　拿掉“硬杠杠”，如何确保顶尖人才质量？

　　博士毕业生不仅是学位金字塔顶端，更是知识创新的主力军，对于提升国家原始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博士生申请学位的“硬杠杠”被顶上热门话题，其背后是社会对顶尖人才培养的质量焦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招生规模从1981年的900人增加到2020年的10万人，并保持继续快速增长的趋势。正如《高等教育法》规定：“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即可申请相应学位。那么二十年来，各高校为何宁可成为“众矢之的”，也要给博士生们上紧箍咒？业内人士表示，这其实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高校论文发表的规定，一方面是为了提高高校发表论文的数量，另一方面是为了弥补平时课程教学要求不严的问题，希望通过要求发表论文，来保障培养质量。事实上，把关博士生出口的质量，已经成为一大难题，在“破五唯”背景下取消论文发表要求，将比保留“硬杠杠”要做的工作更加复杂精细。从已知的信息来看，清华取消博士论文发表强制要求之后，不仅会严格考核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实行严格的博士生分流与退出制度，还在博士生资格考试、选题报告、中期检查、最终学术报告等关键培养环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针对不同博士类型，制定不同的考核项目制定标准，需要摆脱过去博士生培养的路径依赖。“国家对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下一步方向已经明确，要大幅增加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数量。”操太圣说，专业学位的设置将密切高校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适应行业产业对博士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求，这是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向。但专业博士在我国规模化发展时间较短，目前适切的培养方案和标准还难以形成，往往不得不依赖学术型博士生的评价标准。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专业博士培养模式，培养形式和成果多元化，可以是学术论文，也可以是专利发明、案例报告、产品设计等等，“评价其培养质量则更多的是对现实问题的解决程度。”从终点式的考核论文数量，转变为过程式的考核博士生的课题、课程、实践等多个方面，实际上需要加强对博士生的提前预警和过程化的帮扶。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张亮说，学校2020版培养方案根据各自学科特点科学制定评价机制，具有科学性、可操作性，博士学位授予质量标准回归博士学位本质内涵，把博士学位论文质量作为唯一依据；加强对科研能力的评估考核，把代表作的创新性作为评估考核的主要标准，努力推动学位标准的多元化形式；同时，构建了以分流为核心的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控制机制，通过博士资格考核和弹性分流机制对博士生培养质量起到了加压促优、正向激励的作用。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杨频萍王拓郁芬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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